B牌城市起初是每个省份的“宠儿”，从车牌字母顺序上排行第二。这是历史给与的城市定位。中国机动车号牌的地市编码体系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城市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1985年交通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使用新的机动车号牌的通知》，明确从1986年7月1日起启用第三代号牌，首次将省份数字代号改为汉字简称，发牌机关代号按地市行政层级与综合实力从01至99顺序编号。这一编码规则下，01代号普遍授予省会或首府城市，02代号（即B牌）则标配省内综合实力第二的城市，涵盖经济规模、工业基础、交通枢纽地位、区域辐射能力等多重考量维度。

B牌城市多为国家“一五”“二五”计划期间重点布局的工业重镇或战略要地，凭借坚实的产业底盘和政策倾斜，成为省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中心”，承担着承接省会功能、带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功能。1992年“九二”式号牌推行后，虽将发牌机关代号改为英文字母，但B牌对应的历史定位被延续，成为衡量城市发展起点的重要标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区域发展格局深刻调整，B牌城市的发展轨迹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格局。

B牌城市在省内发展各有千秋。本研究报告梳理的数据以2024年为准。数据显示，B牌城市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差异，这种差异与常住人口规模、人口流入流出态势、人均产出效率形成了清晰的对应关系，部分城市凭借经济与人口的良性互动实现能级跃升，部分城市则因经济低迷与人口流失的恶性循环陷入位次下滑。这次四个排行榜，主要包括全国范围内B牌城市的经济实力排行，B牌城市的常住人口排行，B牌城市的城镇率排行，B牌城市各自在省内全省GDP总量的占比排行，B牌城市与A牌城市即省会城市的GDP占比排行榜和B牌城市的人口与A牌城市人口占比排行榜，以上述排行榜诠释全国各省区的B牌城市的发展概况。

总体而言，B牌城市发展分化较大，既有超越A牌城市的深圳，也有特别弱小的嘉峪关市和铜川市。此次各项B牌城市的排名，有助于管窥中国省域范围内的城市发展结构和态势，B牌城市越强，意味着省域内的副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越高，反之则是A牌城市一城独大的“省会中心极化发展”的格局。

B牌城市经济总量也有高光表现。其中深圳、宁波、青岛三个副省级的B牌城市，经济总量最高。无锡、唐山两个地级城市都是万亿元级的B牌城市。人口最少的嘉峪关市也实现了370亿元的GDP，总体而言，B牌城市经济总量分化较大，沿海发达地区的B牌城市，提出强能级发展态势。

B牌城市的常住人口与经济总量呈现较高的相关度。深圳、青岛都是千万级人口超特大城市；而昌都、石嘴山、铜川和嘉峪关4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不足百万。总体显示中部与西部的 B 牌城市人口普遍低于东部沿海地区B牌城市，也呼应了胡焕庸线的人口模型。

B牌城市的城镇化率出现了变数。常住人口最少的嘉峪关市以 93.4% 居首，经济最强的B牌城市深圳 87.8% 紧随其后，无锡、三亚、宁波、青岛均超 77%，多为东部沿海或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率在 65%—75% 区间的城市共 10 个，涵盖东中西部，如大连、柳州、株洲等；低于 60% 的城市共 6 个，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其中昌都仅 35.8%。总体而言，26个B牌城市的城镇化率也呈现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化结构。

B牌城市作为“预设”中的排名第二的城市，虽然大多不如省会城市的经济高首位度。但大连、深圳、唐山、宁波4个城市都在全省GDP占比超过20%，这说明这4个B牌城市在省内都发展较好。当然，也有10个B牌城市在各自省内经济总量中占比低于10%，这大体说明了这些城市所在省份的省会中心城市比较突出，或者本身发展落后了，被后面的CDEF城市超越了。比如福建莆田市，就被泉州、厦门等城市完全超越。

B牌城市也有机会成为省内头牌城市。比如青岛、唐山、深圳、包头、大连5个城市超越了省会A牌城市，跃升为经济头牌城市。无锡、宁波、赣州、昌吉也都占比超过50%，特别是无锡、宁波作为万亿级的城市，与省会城市比较接近。但大多数省会中心极化发展的地区，B牌城市都远远落后于省会A牌城市，最低的铜川市，占比不足5%，成为经济显示度最低的B牌城市。

有两个B牌城市的人口超过了省会A牌城市，分别是赣州和青岛。赣州由于幅员辽阔，下辖了20个县市，人口总量远超过南昌。青岛也因沿海区位优势和经济发达，吸引了更多的人口。除此之外，深圳、昌都、大连与省会城市人口占比都较高，说明三个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或粘性较强。当然，一半以上的B牌城市的人口与省会中心城市占比不超过50%，依然说明省会一城独大的人口优势。这对于B牌城市而言，不仅没有虹吸能力，其人口还被虹吸。比如绵阳市能被成都市虹吸，黄石被武汉市虹吸。铜川人口被西安虹吸严重，说明了传统的资源城市已经走向衰弱。

结论：一批B牌城市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政策红利，实现了对省会城市的超越，成为省内乃至全国的经济标杆，而持续的人口净流入与高素质人口聚集，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粤B深圳无疑是其中的典范，2024年GDP达到36801.87亿元，不仅超过省会广州的31032.50亿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成为全球标杆。与之匹配的是，深圳2024年末常住人口达1798.95万人，全年新增量高达19.94万，连续两年常住人口增量增速均居广东省各地市首位。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涌入，为深圳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撑，而高端产业的蓬勃发展又持续吸引全球人才集聚，形成“经济升级——人口集聚——创新突破”的良性循环。其人均GDP高达20.57万元，全国排名第7位，较省会广州领先14个位次，人口质量与经济产出的高匹配度彰显无遗。

类似的还有鲁B青岛、冀B唐山、辽B大连等城市。2024年，鲁B青岛GDP达16719亿元，较省会济南多出3200亿元，稳居山东经济第一极，其2024年常住人口达1034.7万人，规划2035年人口规模将达1500万人，海洋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的发展，为人口聚集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又推动产业规模持续扩张。冀B唐山以10003亿元GDP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常住人口规模稳定在770万左右，人均GDP12.96万元，较省会石家庄领先118个位次，精品钢、高端装备等产业升级创造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有效遏制了人口外流，实现了经济与人口的协同发展。辽B大连2024年GDP达9516亿元，超越沈阳的9000亿元，常住人口608万人，海洋工程装备、船舶制造等产业的复苏的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区域人口流入，为城市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此外，蒙B包头凭借稀土产业优势，2024年人均GDP16.56万元，全国排名第20位，较省会呼和浩特领先42个位次，稳定的产业就业岗位使其常住人口保持在270万左右，人口规模与产业体量的匹配度较高，“世界稀土之都”的地位愈发稳固。

部分B牌城市虽未实现对省会的超越，但凭借清晰的产业定位和区域协同优势，稳居省内第一梯队，常住人口规模稳定，人口流动呈现小幅净流入态势，人口与经济发展保持良性匹配。苏B无锡2024年GDP达16263亿元，位列江苏第三，仅次于苏州和南京，在长三角产业分工中精准定位高端制造赛道，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超40%。其常住人口不足750万，在万亿GDP城市中规模偏小，但正是这种“小而精”的人口结构，结合高端制造的产业定位，使其人均GDP连续四年在全国大中城市里排第一，甚至超过北上广深。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工人都在高效产出，同样一亩工业用地，在无锡高新区可能建的是芯片厂或生物医药实验室，年产值轻松过亿，人口质量与产业效率的高契合度，成为无锡发展的核心优势。

皖B芜湖2024年GDP达5120亿元，在安徽仅次于合肥，常住人口373万人，依托奇瑞汽车构建起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同时聚焦通用航空、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了一批创新平台，研发投入占比达3.2%，优质就业岗位的增加吸引了安徽省内其他城市人口流入，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湘B株洲表现尤为突出，2024年GDP为4500亿元，年均增速为7%，轨道交通、航天航空等高科技产业占比高，带来了持续的人口聚集效应，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179元，其中城镇居民59167元，农村居民30789元，在长株潭一体化的推动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进一步增强了人口吸引力。川B绵阳作为中国唯一的科技城，2024年GDP达4344亿元，常住人口488万人，依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超60%，稳定的科研就业岗位使其人口规模保持稳定，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基地。

与头部和中间梯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传统B牌城市因产业结构老化、资源枯竭、转型迟缓等问题，发展步伐滞后，省内排位大幅下滑，而人口外流成为加剧其发展困境的重要因素，形成“经济衰退——人口外流——转型乏力”的恶性循环。豫B开封2024年GDP仅2761亿元，在河南18个地市中排名第11位，不仅远不及省会郑州，更被豫C洛阳等城市超越。作为七朝古都，开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长期以来未能有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工业基础薄弱、新兴产业培育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优质就业岗位，导致常住人口持续外流，2024年常住人口仅457万人，较巅峰时期减少近50万人，人口流失进一步导致劳动力短缺和消费市场萎缩，加剧了经济发展困境。

晋B大同2024年GDP仅1802亿元，位列山西第8位，被晋J吕梁等城市赶超。作为传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大同长期依赖煤炭开采和加工产业，“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导致其在煤炭市场波动和绿色发展政策约束下发展受限，传统产业衰退带来大量失业岗位，常住人口从巅峰时期的340万降至2024年的310万，人口外流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进一步削弱了城市转型的人才基础。鄂B黄石的困境更为典型，作为湖北最早的工业城市，“一五”计划期间布局的大冶钢厂等重点项目曾支撑其成为“鄂B”，但随着资源枯竭和传统工业衰退，2024年GDP仅2300多亿元，位列湖北第9位，常住人口仅246万，且人口外流的压力比较大。其产业特点仍依赖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较慢，新产业布局有限，无法吸引人口流入，而人口流失又导致产业升级缺乏劳动力和人才支撑，形成恶性循环。甘B嘉峪关、黑B齐齐哈尔等城市也面临类似困境，产业结构单一导致就业岗位不足，人口持续外流，城市发展陷入停滞。

B牌城市作为中国省域范围内的城市类型。在上世纪80年代分号之初，都赋予了较为重要的“副中心城市”地位，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进入了“锦标赛”周期。一批B牌城市抓住机遇，精准定位，及时发力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有些甚至超过了A牌省会城市。但是，更多的B牌城市由于被省会中心城市一城独大的高首位度发展模式影响，同时没有抓住城市改革和转型的机遇期，逐步落后，被C牌、D牌，甚至G、H牌城市超越，成为名不副实的B牌城市。

城市竞争，不进则退。这是大国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每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唯有抢占地利、人和、天时，谋划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踔厉奋发，创新进取，才能实现城市稳中求进，行稳致远。（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胡小武 张健煜）